《刑事审判参考》（2018.5 总第112辑）

［第1222号］秦某1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放火、抢劫、盗窃案-行为人短时间内实施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犯罪行为的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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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问题 

1．行为人实施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犯罪行为的，如何定罪？ 

2．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的，能否改变罪名？

二、裁判理由

（一）行为人实施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犯罪行为的，应当遵循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依法、 科学地确定罪名 

行为人实施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犯罪行为，往往是在多个犯罪目的、动机临时产生的情 况下实施的，甚至其中的一些行为，表面上看并无明确的犯罪目的。但是，由于人的客观行 为都是具有主观内容的行为，哪怕一些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其实也是有潜意识内容的，因此， 只要认真研究案情，仔细区分，就能够甄别出一系列犯罪行为中每个犯罪行为的具体犯罪目 的。当然，有的犯罪目的，是在系列关联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行为人主观意识中， 而有的犯罪目的则临时产生于系列犯罪行为过程中，即通常所说的“临时起意”。能否正确 区分存在于系列犯罪行为中的不同犯罪目的，关系到能否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正确定罪以及 准确确定罪数的问题，也关系到最终能否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准确科学地量刑，从而实现罪 责刑相一致的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我们既不能机械地套用标准犯罪构成要件认定罪数，亦 不能不顾行为人的具体犯罪目的和动机想当然地确定罪数，而应当严格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 原则，根据刑法学定罪理论，依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系列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确定每个行为的性质及行为实施时的客观环境等，认真分析，准确定罪并科学确定罪数。 

在本案中，被告人秦明志所实施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被害人 王建光所实施的系列犯罪行为；另一类则是针对被害人李丽所实施的系列犯罪行为。并且， 两类犯罪行为之间不是完全孤立、分离的，而是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即实施两类系列犯罪 行为的前因是秦某1购买李丽经营的体育彩票店中的体育彩票，累计共赊欠 1 万元后，秦电 志提出将身份证、银行卡抵押在李丽处，但遭王建光、李丽拒绝。

在明确本案基本背景和系 列犯罪行为的分类后，我们再对两类犯罪的罪名、罪数问题进行如下分析：

 1．关于秦某1针对王建光所实施的系列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 秦某1针对王建光实施的先持刀捅刺，后劫取财物，又再次实施暴力，持刀捅刺，致王建光重伤等系列犯罪行为，应定抢劫罪一罪还是以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实施并罚，在审理中 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一罪。理由是：秦某1基于报复的意图，先对王建光施暴， 后劫取财物，而后持续控制王建光并再次捅刺的行为，应作为一个整体的抢劫行为评价。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实行并罚。理由是：在劫取财物行为完成后， 其抢劫犯罪已经完成。之后实施的暴力并致王建光重伤的行为，于抢劫而言已无必要，该暴 力行为本身有自己独立的犯罪构成，即基于对被害人的怨恨及误认为被害人欲反抗而产生的 报复心理驱使下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在施暴过程中临时起意劫取财物的，该暴力行为应评价为抢劫罪的胁迫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秦某1对王建光的暴力行为可以分为报复施暴、劫取财物、劫财后的 施暴三个阶段。秦某1最初对王建光施暴时并无劫财目的，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财物，而仅 仅是为了报复。因此，如何对第一阶段即初始的暴力行为定性就成为关键．，我们认为，第 一阶段的暴力并非与秦某1的劫财行为毫无关系。秦明志劫财的故意内容产生于其第一阶段 的暴力实施过程中，而基于第一阶段的暴力所形成的对被害人精神上的胁迫，足以满足抢劫 罪的“胁迫”这一手段要件。“胁迫”作用与取得财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泰电志的 劫财行为构成抢劫罪。不能因为秦某1实施第一阶段的暴力行为时仅有报复故意没有劫财故 意而无视其犯意的发展变化。犯意由报复变化为劫财，是其主观故意的完整内容。定罪的主 客观一致原则，应当包括主客观内容发展变化后，以变化后的主观、客观内容作为定罪的事 实基础的内容。 

（2）抢劫既遂后，又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应另行定故意伤害罪 秦某1第三阶段的暴力行为如何定性，是将其作为抢劫犯罪的后续行为还是作为单独的犯罪行为？

我们认为，应当区分“犯罪的后续行为”与“罪后的独立犯罪行为”。前者，如 犯罪人本身所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毁灭罪证行为，由于该后续行为没有侵犯新 的法益，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是不可罚的行为。后者，则是侵犯了新的法益并且独立于前 罪的犯罪行为？虽然与前罪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甚至内容上的关联性，但行为人的主观内 容、客观行为都是独立的，由于行为人的前罪行为与罪后的独立犯罪行为都有各自独立的犯 罪故意和客观行为，因而符合数罪的构成条件。 就本案而言，秦某1从王建光处劫得 200 余元后，其抢劫犯罪就属于既遂状态，也就是 说，秦某1的抢劫行为已经实行终了，且在客观上已经完全排除了被害人夺回财物的可能性， 其对财物的控制具有不可逆性。首先，被害人被捅刺后，向被告人求饶，慑于被告人的暴力 行为，已放弃取回财物的意愿；其次，被害人受伤后被捆绑双手，并被捆绑于驾驶座椅靠背 上，客观上已丧失反抗能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抢劫罪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属于 抢劫既遂。按照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观点，行为人控制被害人财物为既遂标准，秦某1的行为 符合上述标准，抢劫已既遂。此后，秦某1在抢劫现场即被害人的汽车内持续控制被害人， 实际于抢劫罪而言已经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在抢劫行为已经完成且既遂的前提下，该客观状 态的持续不构成抢劫行为的延续和抢劫现场的延伸。其再次实施的暴力行为与已经完成的劫 取财物状态之问不存在关联，亦非为了再次劫取被害人的财物，而是基于对被害人的怨恨及 误认为被害人反抗而产生的报复泄愤心理，在该心理驱使下两次对被害人实施了捅刺行为， 属于另起犯意，且造成了被害人重伤的后果，侵犯的法益具有独立性，应当单独评价为故意 伤害罪。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是有先例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 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 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2．关于秦某1针对李丽所实施的系列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 秦某1对王建光实施抢劫、故意伤害犯罪行为后，唯恐罪行败露，遂持刀捅刺王建光的 妻子李丽要害部位数十刀致李丽倒地，后又纵火焚烧现场，在焚烧时发现现场床上装有现金 的女士包，又实施了将现金占为己有的行为。秦某1实施的上述行为中，危害李丽的行为构 成故意杀人罪，纵火焚烧现场的行为构成放火罪没有争议。但其占有被害人李丽钱款的行为 应认定为抢劫罪还是盗窃罪，存在不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秦某1从现场取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认定取款行为是抢劫罪还是盗 窃罪，关键在于秦某1的取款行为属于秘密窃取还是暴力劫取，是在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 反抗的情况下劫取财物，还是在被害人已经失去知觉甚至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获取财物。被害 人在现场，并不能当然地成为认定被告人行为属于暴力劫取的理由。因为此时的被害人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被害人，而是头、颈、胸、腹及背部被捅刺了数十刀的人，且倒于现场室内东 侧床与冰柜夹角处。

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秦某1实施取款的行为系“秘密窃取”。 

首先，被告人秦某1系出于担心罪行败露的故意为灭口而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李丽数十 刀，李丽心脏、双肺、肝脏均被刺破，遭受重创后奄奄一息。尸体检验报告显示被害人李丽 系死后被焚尸，即被害人死于被捅刺倒地至被告人放火焚烧现场后的较短时间内。据被告人 供述，在其点火焚烧现场并取得财物时，李丽尚未死亡，仍有呻吟或抖动。被告人在全案中 的供述自然稳定，供述的犯罪事实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然而，此时被害人的 呻吟或抖动，不是一个有正常反抗能力但不敢反抗、无法反抗的被害人的反应，而是濒死时 无意识的生理反应，这一生理反应不属于对被告人取走现金的反抗行为。因此，可以认定被 告人取走现金时，被害人已处于濒死状态，已丧失反抗意识，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秘密 窃取的行为特征。 

其次，认定被告人构成盗窃罪，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本案中，被告人基于杀人 故意捅刺被害人李丽，后又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依照法律规定，只能得出故意杀人罪与 抢劫罪数罪并罚或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根据刑法规定，盗窃罪相较于抢劫 罪，系轻罪。退一步讲，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取财时是秘密窃取，还是利用先前暴 力行为导致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而劫取，那么，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认定被告人构成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最后，认定秦某1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罪，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行为人实施伤害、强奸等 犯罪行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觉，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临时起意劫取他 人财物的，应以此前所实施的具体犯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或者没有 发觉的情形下，以及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之后，临时起意拿走他人财物的，应以此前所实 施的具体犯罪与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改变罪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 出有罪判决。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与人民法院认定罪名不一致时如何判决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审判权由何种机关行使的问题。判决是人民法院依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 对案件作出的实体认定，认定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因此，判决认定的罪名不受起诉指控罪名 的限制，包括两种情形：（1）指控甲罪名，判决认定为乙罪名的；（2）判决认定罪名数少于 指控罪名数的。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法庭审理是围绕指控的犯罪进行，特别是控辩双方主要围绕指控的罪名能否成立开展辩论，因此，人民法院作出与指控的罪名不一致的有罪判决，应当设法保 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基于这一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具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 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 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拟根据审判认 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前，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就变更罪名问题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既可以 召集控辩双方在庭外共同听取意见，也可以在庭外分别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对于那些社会 影响大或拟认定的罪名重于指控的罪名等案件，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 罪名确定问题进行辩论。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秦某1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放火罪，而人民法院经 开庭审理后，认定秦某1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放火罪、抢劫罪、盗窃罪， 既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在程序上也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撰稿：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张立新 梁勤 王少兵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 庭 陆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