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5年第1辑，总第102辑）

[第1063号]习某1抢劫案-在拖欠被害人钱款情况下，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书写收条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属于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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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问题

在拖欠被害人钱款情况下，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书写收条的行为， 应当如何定性？属于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二、裁判理由

（一）在拖欠被害人钱款情况下，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写下收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1. 抢劫罪的侵害对象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

对本案被告人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抢劫罪，关键要看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抢劫罪的犯罪对象。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以及司法不统一的现象。

许多国家都在刑法典中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如德国、日本、韩国、英国等。日本刑法将财产罪分别规定为财物罪和利益罪两类，作为财产犯罪对象，财物和财产性利益是并列存在的，不存在包容关系。日本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使用暴力、威胁而获得财产性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获取该不法利益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也没有单独设立利益罪，但是，刑法理论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随着社会交易方式、财产形态的日渐多样化，作为刑法中的财产犯罪的对象，“财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呈现逐渐扩张趋势。财产既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包括各种财产性利益。加强对财产性利益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法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对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多采用“财物” 这一概念，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单从文义来看，相关罪状表述似乎将财产犯罪的对象限定为有形的“财物”，但是， 财产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可以转化为现金或者其他财物，因此，从对财产权的法益保护角度来看，此处所谓的“财物”，不仅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应当包括以其他形式存在的财产性利益。抢劫有形财物与抢劫财产性利益所侵害的对象都是财产，如仅因财产的表现形式不同就加以区别对待，显然是不公平的。

此外，“侵犯财产罪”这一类罪的表述，已经明确将“财产”作为该类犯罪侵害的对象，广义的财产显然包括财产性利益。鉴于此，将抢劫罪罪状中的“财物”理解为包括有形财物之外的财产性利益，不属类推解释，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案中，被告人习某1等人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彭某3书写 75 万元收条，侵犯的就是彭某3的财产性利益。

2. 被告人习某1等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

本案中，对被告人习某1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彭某3书写 75 万元收条的行为定性，存在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种意见。我们认为，该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客观方面，即行为的内容、方式、手段不同。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作为行为内容，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的行为内容则一般仅限于威胁，取得财物可以在当场，但更多的是在威胁、要挟之后的一定期限取得。当然，有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人也可能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但这种暴力的程度尚未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程度，否则就应当构成抢劫罪。

具体到本案，被告人习某1在拖欠被害人彭某3钱款的情况下，指使艾某2等人在封闭的包厢内殴打彭某3，李某4在旁持刀威胁，彭某3在孤立无援，被多人围困、殴打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写下“已经收到习某1购买高山选矿厂所欠75 万元”的收条。这种暴力行为已经足以压制彭某3的反抗，使其不敢、不能反抗，其暴力程度显然已超出敲诈勒索罪的轻微暴力程度，因此，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是妥当的。

（二）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被害人写下收条的行为，属于抢劫既遂

一般认为，犯罪行为构成既遂，通常是以该行为满足某一罪名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为依据。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从对财产权的侵犯角度来看，认定抢劫罪既遂与否一般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他人财产为标准。本案中，被告人习某1上诉提出，即便认定为抢劫罪，也应认定为犯罪中止，而非未遂，更不应认定为既遂。也有意见认为，被告人习某1等人的行为属于抢劫未遂，理由是： 习某1等人拿到的仅仅是一张收条，该收条违背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按照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该行为属于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的行为，彭某3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换言之，75万元收条是否存在都不能消除彭某3的合法债权，彭某3仍可以凭原有的欠条向习某1主张民事权利。

我们认为，被告人习某1等人以暴力、胁迫手段逼迫彭某3书写 75万元的收条，进而消灭债务的犯罪行为，属于抢劫既遂。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习某1通过强迫彭某3书写75万元的收条，已经实现了非法占有75万元的犯罪目的。从表面上看，习某1等人的暴力行为没有获取实实在在的财物，仅拿到了一张收条。收条本身虽不是有形财物，但却是双方债权债务消灭的主要证明凭证，习某1拿到彭某3书写的收条，彭某3就难以再向习某1主张原有的 75 万元债权。对习某1而言，其拖欠彭某3 75 万元，实际上等同于事先占有了该笔款项，但这种占有是以习某1、彭某3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条件的，即习某1负有向彭某3归还该 75 万元的义务。习某1之所以逼迫彭某3书写收条，目的就是消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除彭某3日后行使返还该款项请求权的可能性，彻底占有其事先占有的 75 万元，不再归还。在习某1拿到彭某3收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实现了犯罪目的，原来由习某1占有的 75 万元就变为了“非法占有”，故应当属于犯罪既遂。

第二，以财产性利益为犯罪对象的抢劫案件，应当以财产性权益是否在客观上受到实际侵害作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本案在犯罪既遂和未遂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主要是由于抢劫对象特殊，并非实实在在的 75 万元现金，而是能够体现消除 75 万元债权的收条。有观点认为，被害人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自己的合法债权，因此，被告人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犯罪未遂。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即使在以有形财物作为犯罪对象的抢劫犯罪中，被害人对被抢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丧失，只是丧失了占有而已，对此， 显然不能以被害人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自己对被抢财物的所有权为由认 定本案情形属于犯罪未遂。此外，即使彭某3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能够胜诉，也并不确定。因此，不能以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获得救济为由认定本案情形属于犯罪未遂。

从对财产权的侵犯角度来看，对于以有形财物作为抢劫对象的案件，被害人拥有财产权的主要方式就是对财物的占有，一旦被害人因犯罪行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其财产权就遭到了实际侵害，对此类案件，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劫取财物作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对于以财产性利益作为抢劫对象的案件，被害人的财产权并不直接体现为对有形财物的实际占有，而是体现为各种财产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因犯罪行为改变了原有的财产权利关系，导致被害人丧失了财产性利益，被害人的财产权就遭到了实际侵害，对此类案件，应当以行为人是否改变了原有的财产权利关系作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

本案中，被告人习某1等人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彭某3书写 75 万元的收条， 改变了原有的财产权利关系，导致彭某3丧失 75 万元的债权，应当认定为抢劫犯罪既遂。公安机关及时侦破本案，恢复原有的财产权利关系，就如同公安机关追回被抢财物返回给被害人一样，属于事后行为，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并不影响抢劫既遂的认定。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杜曦明 张向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陶松兵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罗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