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6辑，总第65辑）

[第517号]张某1等寻衅滋事案-以轻微暴力强索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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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本案中三被告人以轻微暴力强索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应构成寻衅滋事罪还是抢劫罪?

三、裁判理由

本案审理中，对三被告人的行为如何定性检法意见分歧较大， 检察机关认为构成抢劫罪，主要理由是：三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后，强行索要财物，并占有被害人两部手机，事后经被害人要求虽退还一部，但仍非法占有另一部不退还，卖得赃款挥霍。三被告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且非法占有的目的贯彻始终；客观上实施了使用暴力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侵犯对象、目标具有特定性，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则认为此案应定寻衅滋事罪。

一般来讲，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不难区分，但是，在伴随轻微暴力强索财物的场合，要准确界定这两个罪名则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本案，我们同意法院的处理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三被告人的主观目的不是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而是报复、教训被害人。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1与被害人秦某4系同学，二人不仅相识，而且还曾经非常要好，上学期问，张某1还曾给予过秦某4某些帮助。因此，张某1自认为其对秦某4有恩，秦某4应当知恩图报。但是，在毕业联系工作时，尽管张某1请求秦某4帮忙，可是秦却没有照张某1的意思办。同时，张某1向秦借钱秦也不给。因此张某1遂产生了教训秦的想法。张某1在纠集同案被告人韩某2、倪某3时， 即明确提出帮忙“修理”秦一顿。三被告人见到被害人秦某4后， 所采取的轻微暴力殴打、强行拿走秦的两部手机，并索要钱财等行为，其目的主要是教训、“修理”秦某4。这一点，从其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能看得出来：张某1先是要 1 万元，看秦拿不出，于是退一步让秦“不行的话拿三条帝豪牌香烟也行”(一条帝豪牌香烟价值近 100 元)。后来看到秦身上实在没钱，遂又提出让秦第二天给其 300 元并拿走秦的两部手机作抵押，让秦拿钱换手机。后经秦索要，张某1又退还了其中的一部手机。因此，三被告人实施的暴力殴打和强拿硬要手机行为，其主观上并不单纯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而是通过这些方式以实现教训、报复被害人的目的。

(二)三被告人实施的暴力、胁迫强度尚未超出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强度标准。

基于教训被害人的目的，三被告人前去见秦某4时没有携带任何凶器，韩某2和倪某3仅对秦某4实施了简单的拳打脚踢行为(张某1没有动手)，秦也没有受伤，属于轻微暴力。秦某4当时如欲反抗或者逃跑，都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只是进行辩解、认错和求饶，并任由被告人拿走他身上的两部手机。手机被拿走后，他也没有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采取了事后索要的方式，要回了其中的一部。可见，三被告人实施的暴力、胁迫强度很一般，尚未超出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强拿硬要”的范围。

通过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寻衅滋事罪虽然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但有时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非法占有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与抢劫罪的构成特征有些近似。但是， 仔细分析其主客观方面的表现，还是能够找出一定差异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中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寻衅滋事罪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逞强好胜和通过强拿硬要来填补其精神空虚等目的，客观上一般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财物；抢劫罪行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以暴力、胁迫等方式作为劫取他人财物的手段。

因此，三被告人出于教训、报复他人的目的，使用轻微暴力强拿硬要财物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暴力强度并未超出寻衅滋事罪所涵括的程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寻衅滋事罪定罪评价更为客观和准确。

(三)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权衡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才能罚当其罪。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法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其基本含义就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作为刑法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不但对立法中刑罚的设定、司法中刑罚的具体裁量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区分不同的犯罪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抢劫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重罪，其起刑点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是死刑；相对而言，寻衅滋事罪是一种轻罪， 只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法定刑规定之所以如此轻重悬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抢劫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人身的危险陛以及侦破的难度，都远远高于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在随意殴打、强拿硬要或任意毁损公私财物时，一般不隐瞒自己身份，通常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其最终或者说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精神刺激，炫耀自己的威能，故此类案件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比较轻微，司法机关查处起来也较容易。但抢劫罪的行为人则往往对被害人隐瞒身份，通常选择陌生人作为作案对象，给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也往往较为严重，侦破查处起来也更加困难。因此，正确区分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不仅要考量其犯罪构成的迥异，在行为性质不甚明确时，还要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凭借社会一般观念，权衡一下行为人应受处罚的轻重和处刑后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效果， 以期最终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和罪名。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量刑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综上，本案中，三被告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与抢劫罪有些相似，但考虑其实施暴力的程度并未超出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范围， 主观上出于报复教训他人的动机，亦非单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及归还一部手机给被害人、索要财物价值不高，且三被告人中有一人为未成年人，另两人刚刚成年等情节，一、二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其定罪处刑是正确的，准确贯彻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执笔：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司明灯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剑锋 刘思源审编：最高人民法院 刑三庭罗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