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2014年第5辑，总第100辑）

[第1035号]李某1、刘某2卖毒品案-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是适用严格证明标准还是优势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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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是适用严格证明标准还是优势证明标准？

 三、裁判理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及精神，犯罪分子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同案犯的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构成立功。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李某1是否提供了原审被告人刘某2的藏匿地址，以及司法机关是否是根据李某1提供的线索抓捕了刘某2。一种意见认为，李某1并未提供刘某2的具体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抓捕刘某2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技术侦查手段。其理由是，司法机关出具的《案件的侦破、揭发经过》和《情况说明》充分证明了刘某2的归案情况，且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当事人供述的证明力，李某1提出的构成立功的上诉理由不应予以采信。另一种意见认为，李某1构成立功。其理由是，李某1的上诉事实和证据得到刘某2当庭供述的印证，而公安机关的材料前后不一，且尚有明显疑点无法排除，认定构成立功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否定其的证明力。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李某1构成立功。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证明，而非一律适用最严格证明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后者又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从重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从宽量刑事实。立功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传统的刑事证据理念及相关规则主要是针对定罪问题而确立，以对法院定罪活动加以限制和约束为目标。基于此，诉讼活动中要求严格坚持无罪推定原则，赋予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为这种证明确立了最高的证明标准，即严格证明。但是，当讨论具体个案中的量刑事实时，默认前提是该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不宜再将严格证明应用于所有量刑事实，特别是从轻处罚事实。

就量刑事实而言，囿于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供的量刑信息的不全面、不客观，甚至各方基于本方的诉讼利益，可能向法庭提供虚假或者不可靠的量刑证据，法庭据此作出的量刑裁判往往会过分偏重或者偏轻，导致量刑裁决的不公正。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潜在的量刑失衡风险，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相应司法理念指导下，法庭对量刑事实的证明应当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对于由控诉机关提供的从重量刑事实的证明，从限制国家司法权的理念出发，仍应坚持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而被告方提供的从轻、减轻等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实的证明， 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此类量刑事实应当允许进行自由证明；质言之，在证据种类、提出和调查方式上不应进行苛刻要求，对于用于证明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实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不应作严格的限制。如证据种类方面，不局限于法定证据种类，对于有关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民意的反映材料等也可纳入考量范畴；提出和调查方式方面，不拘泥于证据来源的方式，如通过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的方式取得的材料也可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依据。

立功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重要量刑情节之一，其认定当然亦应采用自由证明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然而，《解释》对被告人从轻、减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并未规定最严格的证明标准，从体系解释的逻辑脉络分析，可反向推论对此类事实可以不适用最严格证明标准。

（二）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可以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自由证明与严格证明的区别除了上文提及的证据种类、提出和调查方式外，另一显著

区别在于两者的证明标准不同，即严格证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通常标准，而自由证明则适用优势证明标准。换言之，相对于严格证明适用的“排除合理怀疑”等证明标准而言， 自由证明中判断证据指向的事实是否存在的标准是“盖然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严格证明适用于定罪和从重量刑场合，这些场合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要是控诉机关，从无罪推定理念和控诉机关掌握大量司法权力的现实出发，如若不适用上述标准，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直接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自由证明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场合，如果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一律要求严格证明，就会导致取证能力较弱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获证据被采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利于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无论是严格证明中的通常标准还是自由证明中的优势标准，蕴含的价值取向均是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法实践中，诸如立功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通常由被告方提出。相应地， 被告方通常会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具体而言，被告方的这种证明责任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并在达到这一程度之后，将证明责任再次转移给公诉方。公诉方此时要承担证明该项量刑情节不成立的责任，并需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在被告方与公诉方的证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法庭通过对控辩双方量刑证据的权衡，最终裁断哪一方的证明达到了相对优势的程度。换言之，在存在两种相反的事实认定的可能下，只要其中一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具有证据上的相对优势，也就是相对另一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而言，该种事实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那么，法庭就该确信该种事实的成立，并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

本案中，上诉人李某1为证明其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行为，向法庭提供了抓捕前其与同案犯的通话记录，据此证实其通过电话确定了同案犯的具体藏匿地址，并将该地址及时告知了公安机关。此时的证明责任已经转移至公诉方。公诉方为了证明李某1不构成立功，向法庭提交了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的侦破、揭发经过》和《情况说明》。该三份材料虽然均否认李某1有提供同案犯具体藏匿地址的行为，始终坚持同案犯的落网是公安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所致，但具体细节描述前后不一，特别是关于通过同案犯 QQ 锁定其藏匿地址的证明无法得到相关证据的证实。相反，同案犯刘某2的供述证实，其在与李某1通话过程中曾将自己所处详细位置告知李某1，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法庭综合衡量后，认为李某1的上诉理由能够得到同案犯供述的印证，相对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的侦破、揭发经过》和《情况说明》，可信度更大。故二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裁判标准，认定李某1有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行为，依法认定其构成立功是适当的。